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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富仙诉叶俊杰、叶建华等侵权纠纷案——“错诉”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
发布日期:2014-05-07 字号:[ ]

 


【裁判要旨】

当事人基于某一法律事实可能产生多种请求权。当其以其中一种请求权为基础起诉被法院驳回后,再以另外一种请求权为基础起诉时,前一次的“错诉”行为应视为“当事人主张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正当事由。

【案例索引】

一审:浙江省富阳市人民法院(2012)杭富场民初字第3号(2012年6月7日)。

二审: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杭民终字第1974号(2012年11月7日)。

【案情简介】

原告:盛富仙。

被告:叶俊杰、叶建华、李玉琴(叶俊杰系未成年人,叶建华、李玉琴系叶俊杰的法定代理人)。

被告:孙益民。

2009年10月18日,户主孙益民因家中新屋落成置办酒席,雇佣邻居盛富仙做杂工。当日上午9时许,孙益民按照当地传统习俗举行上梁仪式。盛富仙在参与争抢馒头时不慎被本村男孩叶俊杰撞倒,造成身体多处受伤。后经两次住院治疗,于2010年12月6日出院。2011年6月23日,盛富仙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起诉孙益民,要求其承担雇主责任。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盛富仙受伤系因其参与抢馒头所致,与其所从事的雇佣活动无关,其要求孙益民承担雇主责任无法律依据,故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2011年12月27日,盛富仙又以侵权纠纷为由起诉叶俊杰、叶建华、李玉琴(叶建华、李玉琴系叶俊杰的法定代理人)、孙益民,要求叶建华、李玉琴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04339.09元,要求孙益民在上述范围内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叶俊杰、叶建华、李玉琴提出的抗辩意见之一为盛富仙以侵权纠纷为由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盛富仙的医疗终结时间为2010年12月6日,医疗证明上显示手术非常顺利,故盛富仙应当在医疗终结后1年内即至迟于2011年12月6日向富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盛富仙于2011年12月27日起诉叶俊杰、叶建华、李玉琴要求人身伤害赔偿的请求,按照法律规定已超过诉讼时效。虽然盛富仙先前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起诉孙益民,但是在前一次起诉时并没有把叶俊杰、叶建华、李玉琴列为共同被告,对叶俊杰方而言,诉讼时效未发生中断。

【审判】

关于盛富仙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起诉孙益民被驳回诉请后,再次以侵权纠纷为由起诉叶俊杰、叶建华、李玉琴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争议焦点,富阳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盛富仙认为其在受孙益民雇佣期间受到叶俊杰的侵害,是基于雇佣关系起诉孙益民还是直接起诉侵权人叶俊杰,盛富仙具有选择权。在盛富仙诉孙益民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经过法院判决确认盛富仙不是在从事劳务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后,盛富仙仍具有依据侵权关系起诉叶俊杰、叶建华、李玉琴的权利。故对于叶俊杰、叶建华、李玉琴认为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叶建华、李玉琴赔偿原告盛富仙受伤造成的损失65467.5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付清。二、被告孙益民在10000元范围内向原告盛富仙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盛富仙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被告叶建华、李玉琴不服提起上诉。

针对双方争议焦点,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盛富仙于2010年12月6日医疗终结,并于2011年6月23日就本次事件起诉其雇主,系积极行使其权利的表现,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该案判决生效后(即2011年12月23日),诉讼时效重新起算,故盛富仙于2011年12月27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另外孙益民虽依法无需赔偿责任,但其自愿额外补偿盛富仙10000元,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且未侵害他人权益,本院予以准许。鉴于孙益民在二审中对10000元的具体承担形式进一步予以明确,故本院对原审判决中孙益民应承担的部分予以变更。故法院判决如下:一、维持浙江省富阳市人民法院(2012)杭富场民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即:叶建华、李玉琴赔偿盛富仙受伤造成的损失65467.5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付清;驳回盛富仙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浙江省富阳市人民法院(2012)杭富场民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孙益民补偿盛富仙1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付清。

【评析】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该司法解释条文明确规定了在雇员人身受到第三人侵权后,可以选择向雇主或第三人主张权利。而本案的情形是原告因选择诉由及被告不当而二次提起诉讼,并由此造成时效逾期,对于这种因“错诉”导致的诉讼时效期间的变化如何认定与处理,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尚无明确规定,需要探究诉讼时效制度设计的价值初衷进行甄别判断。

一、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考量

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主体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后,权利主体向法院请求权利保护,人民法院对权利人的权利不再进行保护的制度。即时效届满后,权利人丧失胜诉权。诉讼时效制度作为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限制权利行使期限以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让权利人成为自身利益的最高关注者,防止权利人无限期滥用诉讼请求权,是诉讼效率化的体现和要求。效率价值是诉讼时效制度的基本价值追求。法律设定诉讼时效制度即在于唤醒“躺在权利上睡觉”的被侵权者为自身的利益积极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制度看似增加了权利人的负担,实则是维护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稳定的需要。

诉讼时效制度旨在对“懒惰者”的权利行使加以限制,但基于法的公平价值和利益衡量考虑,这种限制应控制在合理的尺度范围之内,对有正当事由者可放宽此限制,为此,法律上设立了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制度。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制度的表面意见在于对过度限制权利行使的救济,实则平衡了诉讼关系中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否则,诉讼时效的无限制适用,势必损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使诉讼时效制度沦为义务人逃避义务的合法依据,从而最终损害法律的公平正义。

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雇员可以请求侵权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雇主责任。本案中,尽管原告盛富仙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但原告的起诉行为足已表明其并没有“躺在权利上睡觉”,而是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其行为符合诉讼时效制度旨在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的目的。

二、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认定

诉讼时效中断是指在诉讼时效期间进行中,因发生一定的法定事由,使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间统归无效,待时效期间中断的事由消除后,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我国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该条规定了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三种法定事由:权利人向对方提出要求履行义务;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权利人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008年9月1日起施行)比较详细地罗列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但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未涉及类似于本案的“错诉”问题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正当事由。

诉讼时效抗辩权是颠覆性权利,义务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将会使客观真实的事实在法律适用上发生根本性变化,导致权利人的权利成为“裸权利”,不受司法保护,从而使得权利人吃“哑巴亏”。为避免不当扩大适用诉讼时效抗辩,损害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因此,对诉讼时效抗辩阻却事由的认定应作扩大解释。

第一,不同裁判结果所导致的诉讼时效后果问题。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仅规定“提起诉讼”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而“提起诉讼”后的结果,要么是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要么立案受理后直至调解、撤诉或判决。那么,是否只要“提起诉讼”都一概认定诉讼时效发生中断呢?目前,理论界通说认为,裁定不予受理及驳回起诉应当作为“提起诉讼”的情形而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申言之,提起诉讼引起时效中断并不以告知对方当事人为要件。这样,既然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均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那么,因“错诉”而被判驳回诉讼请求理应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本案中,原告盛富仙先以雇佣关系起诉雇主孙益民,因法院认定抢馒头行为不在受雇佣活动范围内而导致败诉,但原告的起诉行为足已表明其已经开始积极行使权利,如仅因错列诉由和被告而把时效抗辩的风险转到原告身上,显然是不合理的,也与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宗旨不符。

第二,权利主张意思表示的发出对象问题。有学者认为,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须要向特定的相对人发出,才能够引起诉讼时效中断。我们认为,对“特定的相对人”应当作扩大理解,即在同一事件中与权利人有相应权利义务关系的相对人,都视为“特定的相对人”。体现在雇员遭受第三人人身侵权的法律关系中,与权利人有权利义务关系的特定相对人包括受领劳务的雇主和实施侵权的第三人。本案中,原告盛富仙在第一次诉讼中把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向雇主孙益民发出,即应当认为已向“特定的相对人”发出意思表示,从而能够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而不能机械地认为一定要向叶俊杰等被告发出才有效。事实上,本案原、被告系同村村民,在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的调解中,被告叶俊杰的监护人叶建华、李玉琴也参与了调解活动,对原告请求赔偿的事宜自始至终是知情的。

三、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分为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指提出证据证明所主张的事实的责任;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指因不能善尽举证责任而应当承担的败诉后果。

在义务人对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提出抗辩后,权利人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主张实则是对义务人抗辩的再抗辩。按“主张之人负证明义务,否定之人不负证明义务”的法理,权利人提出诉讼时效中断之主张,其证明责任在于证明诉讼时效存在发生中断之事由,而义务人的证明责任在于证明该事由不成立,或证明自发生中断后重新计算的诉讼时效期间仍已届满。对于后者,义务人须对诉讼时效中断期间结束后所持续的时间予以举证证明。本案中,盛富仙第一次起诉后法院判决生效时间为2011年12月23日,自2011年12月24日起诉讼时效重新起算。盛富仙在第二次诉讼中提交了第一次诉讼的法院生效判决书,已完成了主张诉讼时效中断的举证责任。而对此持否认意见的被告叶俊杰等应举证证明自2011年12月24日开始重新计算诉讼时效后,盛富仙的起诉仍然是超过诉讼时效的。显然,自2011年12月24日至2011年12月27日原告第二次起诉仅仅相隔3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编写人    富阳市人民法院      何成科

通讯编辑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叶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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